儿子上四年级时，一次和同学一起回家，同学在路边的小卖店偷了些吃的。第二天店主找到学校，认出了这个同学，事情就败露了。老师找这个同学谈话，同学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：不仅是儿子让他偷，还在外面替他放风，偷来的东西也全给了儿子。老师几次找儿子谈儿子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哭，老师就把我找去了。
我能说什么呢？按照“无罪认定”原则，除非校方和店主有证据，儿子其实是不必自我辩解的。但国内尚未通行这一原则，儿子便只好认真面对。好在和儿子能平等对话，等儿子回到家里，就问起这事，儿子把过程全告诉了我：原来他和同学在小卖店门口分了手，他在汽车站等车，车快来的时候同学才跑来，给了他一片鱼干。我对儿子说，这件事只有你们两个是当事人，除了你自己把它说清楚，没有人能帮你，这是第一；第二，同学说都是你的事，你除了说清楚外，还要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，否则，老师凭什么非相信你？事后听老师介绍，儿子几次去找他，第一次还是一张嘴就哭，第二次好些了，说一句“老师，那件事我真的不知道……”又说不下去了。直到第三次，才断断续续地把过程说完。老师说，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事不是他干的，那同学过去就出过类似的事，但他总得说一说吧。我说，学校做得没错。
儿子回家时神色轻松，说，何志云，我把那件事跟老师说清楚了。我说，那好啊，今晚我请你到外面吃饭，庆贺一下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没说我见过老师，只说，我清楚你不会干这事，但是，一个人遇上点委屈是难免的事，再觉得委屈，也得靠自己说清楚。“说”，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，也是人最基本的能力之一。遇到事情，能不能靠自己面对和解决，和是不是真偷了东西相比，我觉得更加重要。经过这件事，我想，儿子一定能懂我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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